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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研究百年回顾

1998-09-11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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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研究百年回顾

■马洪林

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可以说从1898年就已开始,迄今百年,时断时续,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相对冷寂与薄弱的研究环节。但通过一个世纪的积累与沉淀,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遗产。80年代以来,戊戌变法研究空前活跃,出版有关戊戌变法图书在150种以上,论文资料约2000篇左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

一、戊戌变法研究百年发展脉络。回眸戊戌变法研究百年全程,可以分为原始资料积累期、研究滥觞期、初步肯定期、政治批判期、拨乱反正期五个时段。戊戌年间编撰变法史作的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胡思敬、苏舆等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或对立面,其述作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有明显的主观性与片面性。解放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册、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标点本是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有关戊戌变法史料。

民国以后,学者们在编写新式历史教科书时,抛弃了孤立地研究戊戌变法的方法,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政治史、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中研究,使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如李泰《中国近百年史》(1924,上海)、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5,天津)、蒋维乔《近三百年中国哲学史》(1932,上海)、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上海)、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上海)、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武汉)、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7,上海)、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华北)。这些近代史著都列有戊戌变法专章,以不同的视角对戊戌变法的原因、思想、经过与成败进行评论。

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之际,我国史学界在北京召开了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著名学者吴玉章、范文澜、刘大年、戴逸、邵循正、刘仁达、徐绪典等提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初步肯定戊戌变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改革运动。十年“文革”中“四人帮”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已不是学术争论,而是一种政治迫害。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引发了学术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与理论重构,许多学者如陈旭麓、李炳清、肖黎、叶林生、杨立强等纷纷撰文,反对强加给戊戌变法以“改良主义”的恶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救亡爱国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

二、戊戌变法研究百年主要成就。经过一百年的发掘与整理,光绪朝实录、清宫档案、臣僚奏稿、报刊函电、书牍等记、日记年谱、回忆录等的梓行,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由于戊戌变法史料主要保存在官书文件中,所以影印大型历史档案《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影印戊戌变法有关重要报刊,又开阔了研究戊戌社会思潮的视野。而对变法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文集与全集的出版,也为人物个案研究提供了素材。

创立学会、兴办学堂、开设报馆,是戊戌变法开创的近代三位一体文化新传统。80年代,山东省率先成立了青岛康有为研究会,接着广东省又成立了广东康梁研究会,南北呼应,多次召开国内和国际戊戌变法与康、梁学术讨论会,并出版《康有为研究》、《梁启超研究》,活跃了学术空气。

戊戌变法研究百年来最重要成果有:王遗著《维新运动》、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戌变法》、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以及新近出版的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等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对戊戌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张元济、唐才常、张謇、熊希龄、翁同、陈宝箴、光绪帝都有传论问世,拓宽了对戊戌变法人物群体的研究范围。

三、戊戌变法研究百年学术争鸣举要。戊戌变法研究百年第一大论题是,它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性质运动?长期以来,“改良主义——此路不通”,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公式。80年代初,学术界结合故宫博物院发现一批康有为戊戌奏议,展开了一场什么是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讨论,认为不可照搬列宁关于欧洲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概念,去硬套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运动。

关于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分歧很大,有的认为是传统的今文经学,有的认为是西方进化论学说,还有的认为是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混合物。

关于戊戌变法的政治纲领也有不同的界说,一种观点认为,反帝反封建、通过改革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戊戌变法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是戊戌变法的纲领。还有学者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戊戌变法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

对康有为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戊戌变法研究百年争议最多的问题。一种意见把他定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政治家”;另一种意见以1898年为分界线,把他定为“由好变坏”的典型;多数学者不同意上述定性分析,而把康有为肯定为是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近代中国一代改革思想家。这些争论各有见地,折射出戊戌变法百年研究的思辨与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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